部分菲佣受黄岩岛事件影响无法赴华就业

 行业动态     |      2020-06-12 14:01

两个月前,深圳菲佣Gapate的母亲突然患病,她请假回菲律宾照顾,上月底,她购买了机票准备回到中国。在机场,每个前往中国的菲律宾人都会被工作人员仔细盘问,最终,她被挡在机舱之外,原因是有两个问题回答得不够流畅。

记者调查发现,由于中菲黄岩岛事件的影响,菲律宾方面为了避免本国人更多地在中国滞留,不少菲佣已无法前来中国。而在黄岩岛风波持续发酵的日子里,在深菲佣这个特殊群体的生活也在悄然发生变化。

内地的菲佣中介机构一般与菲律宾的中介公司合作,对方负责面试、筛选和人员输送,黄岩岛事件的升级,导致菲律宾方面将这项工作暂停,使得内地菲佣中介机构受到影响。深圳的菲佣市场正面临无米之炊的情况。

赵先生是一家香港菲佣中介机构的深圳负责人。此前,该公司在深圳福田开设办事机构,不久前,深圳方面的工作人员已全部撤回香港。记者致电多家深圳涉外家政公司了解到,由于大多数菲佣没有工作签证,所以在过去的近两个月时间里,他们几乎都暂停了菲佣中介业务。

曾小姐是一家菲佣中介公司的负责人,她选择在万象城的星巴克与记者见面,一方面是因为菲佣用工目前尚不合法,另一方面她也担心中菲紧张的关系引发有关部门加大打击力度。让曾小姐烦恼的是,她接连接到客户的电话,希望可以降低菲佣工资或者菲佣中介费,理由是“现在两国关系那么紧张”,还有雇主找到她,担心菲佣因此工作不努力,甚至虐待孩子。

对于菲佣们来说,南海的主权争端离自己太远,如何做好家务、照顾好主人才是要务。身材瘦小的她们对外面的世界不关心,雇主就是她们的天。尽管如此,深圳菲佣市场的不安气氛也弥漫到普通家庭。

菲佣Anna服务的家庭是一个三口之家,还有一条拉布拉多犬。黄岩岛事件后,Anna几乎不出门,休息日菲佣之间的户外聚会也几乎都取消了,最近一个多月来,都是女主人开车外出购物。曾小姐也逐一给自己的客户打电话,叮嘱有菲佣的家庭尽量避免让菲佣外出,“低调再低调”。世界之窗广场以前几乎每个周日上午都有菲佣在此聚会,但是最近两个周末,记者在这里却没有发现她们的踪影。帮游客拍照的小贩说,已经有一个多月没见到她们了。

从香港北上深圳,菲佣的月收入可以增加1000-2000元,这也是越来越多菲佣来到深圳的主因。工作三五年,她们在菲律宾就能盖起一座新房子,而收入增加的代价是缺少朋友和不合法用工的风险。

菲佣的薪酬水平比较稳定。曾小姐说,目前深圳菲佣的月收入大约在4500-5000元,雇主每年还要向中介公司支付8000-10000元的管理费;在香港,菲佣的月收入在3500-4000元。曾小姐公司提供的菲佣大多具有大学本科文凭,如果她们在本国就业,月收入仅500元人民币。

Anna告诉记者,在菲律宾,孩子在学校一直接受菲律宾语和英语的双语教学,因为在菲律宾很难找到比较好的工作,毕业后很多女孩子外出做菲佣赚钱。“菲佣在菲律宾人看来就是一个职业,就像一件值得骄傲的出口商品一样。”曾小姐这样形容。对于不愿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中国家庭而言,菲佣似乎首先是一个英语家庭教师,其次才是家政从业者。赵先生说,在深圳请菲佣的有两大人群,一类是私营业主,一类是企业高层管理者。“他们注重子女的外语教育,更花得起钱。”

菲佣们专业而强大的家政工作能力,得益于菲律宾政府长期致力于打造“世界家政服务”品牌,从中学直至大学时期,家政课都是一门必修课。“就好像我们国家学校的体育课。”曾小姐这样形容。

因为拥有香港身份,Anna是家住华侨城的周小姐从香港请来的菲佣,月薪3500元,主仆相处已经4年多。Anna有个小本子,雇主告诉她需要做哪些工作,她就能不折不扣地完成,她的工作让雇主一家比较满意,特别是专业的家务能力。比如在厨房,抹布会因为擦桌、洗碗、擦炉具而分成好几块;熨烫衣服甚至包括孩子的校服。更重要的是,相比来自中国农村的保姆,菲佣更懂得如何使用家电,雇主不用担心损坏,他们也不会到小区中去传播自家隐私。“很守规矩”,这是周小姐对菲佣最主要的印象,除非主人坚持,Anna通常是等全家人饭后才进餐,不看电视,从不坐沙发,永远露着雪白的牙齿淡淡地笑着。Anna爱美,因为要照顾孩子,她平日从来不化妆,只有在休息日才精心地化妆、打扮后出门;平日里她的手机都是关机或静音放在自己的房间里,晚上闲下来才会回复打来的电话和发来的短信。在她看来,白天的时间她在上班。

周小姐所居住的社区有另外一户人家也请了菲佣。白天孩子上幼儿园,女主人想让菲佣去附近母亲家干活晚上回来,菲佣没有答应。周小姐说,菲佣的维权意识很强,她们不愿意更改工作安排,更不愿意同时为两家人服务,即便工作量增加不多。

在中国,常常有保姆自觉低人一等,但是菲律宾人并不这样认为,相反,如果一个家庭有女性到海外工作,是件普通甚至可以引以为豪的事情。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菲律宾女性愿意外出打工。曾小姐公司的一个菲佣已经拥有硕士学位,在菲律宾令人羡慕的国企工作,月收入达人民币1000多元,“这个工作相当于中国的公务员”,但她仍旧选择来中国工作。在这里,她6000元/月的薪酬,让自己一家8口人在菲律宾过上了“体面”的生活。

菲佣不像来自中国内地的保姆,干得不开心便以“亲戚生病”、“回老家办事”等理由中途辞工。在曾小姐的公司,来中国从事菲佣工作时间最长的已经有14年了(之前在香港),期间只回国两次。唯一让雇主们有些不满的,就是菲佣的时间观念不强,迟到是常有的事情。

菲佣几乎都信奉基督教和天主教,在道德责任感上对自己要求很高,更加忍让。曾小姐回忆说,曾经有一个雇主家庭富足,在中心区住着复式的大房子,但是为人吝啬,留给菲佣和做饭钟点工的常常是白米饭和几根青菜。钟点工因此更换如走马灯,而这个菲佣一做就是好几年,因为她不想冒着失业的危险另寻人家。

25万菲佣已经成为港人生活的必需。周日的香港中环皇后广场是菲佣们欢乐的海洋。拆开纸箱往地上一铺,上千名菲佣席地而坐,游戏、聚餐、上网、聊天,旁若无人的快乐感染路人。

而在深圳,身处异国他乡的她们常感孤独,她们也有自己的圈子,只是很少有这样户外大规模的聚会。她们常常几个人合租一间农民房,休息时聚集于此,更重要的是,出租屋里有可以上网的电脑,她们可以和家人视频聊天。由于情感的需要,周日成了她们共同的节日,或者去广场拍照,或者一起逛街,以过眼瘾的方式来消费这座城市不属于她们的繁华,或者就在出租屋里唱歌跳舞。一向视工作为首要的她们,一般只会为一件事情请假,那就是同伴的生日聚会。

周日晚上,告别同伴回到雇主家,Anna都会觉得特别孤独,说到这里,她低下头玩着手机。手机已经磨损得很厉害,按键都看不清数字,连普通的照相功能都没有。每个月她会将3000元存下来寄回菲律宾,剩下的钱大部分用来支付电话费。她会跟家人津津有味地说起深圳的新鲜事和特别的人,家里人则高兴地告诉她买了这个、买了那个,生活越来越好;在异乡遇到不开心的事,她一般不会跟家里人说起,因为隔得实在太远。

曾小姐说,90%以上外出打工的菲佣都已经结婚生子,她们一般2-3年才回家一趟。因为她们没有工作签证,回去就要冒着持旅游签证无法回来的风险,以及高额的往返路费。电话成为菲佣们寄托情感的重要载体,因此她们宁愿与家人煲着跨国电话粥,也不舍得买一部稍微好一点的手机,因为手机对她们而言功能只有一个:和家里人说说话。

菲佣属于“黑工”。尽管在深圳的富人阶层中,雇佣菲佣已经不稀罕,但是按照国家《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》规定,外国人在国内就业,需要取得公安部门签发的居留许可证件和劳动部门颁发的就业证。曾小姐坦言,菲佣主要是通过旅游签证或商务签证入境,一旦证件到期再设法办理滞留许可证。当然,如果菲佣取得工作签证,就意味着在中国工作的合法性,但是这很困难。

在香港,菲佣遭遇雇主虐待或者侵权,可以通过工会组织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,如果证据确凿,雇主甚至面临坐牢的境地;反之,香港对菲佣的管理也十分严格。雇主周小姐说,Anna在香港入境处有登记,一旦违规她将必须返回菲律宾。但是在中国内地情况大不一样,因为菲佣的务工身份并不受到法律保护,所以在这里的菲佣中介和菲佣们的工作,都处于一块灰色的尴尬地带。同样,如果菲佣存在不符合规范的地方,雇主也只能求助于中介公司来调停解决。

因此在深圳,菲佣们面对陌生人大多是淡淡一笑,迅速离开。她们在风险中谋求生存。

菲佣的年龄多在30-40岁,已婚者占了九成以上。夫妻常年聚少离多,她们对男女情感也有特殊的渴望。

现年25岁的菲佣Alice经雇主介绍,去年嫁给一个在东莞开饰品工厂的中国人,目前她以中国太太的身份跟先生生活在东莞,生活富足而安稳,没有了因打“黑工”带来的风险。她的故事在深圳的菲佣圈子里传得颇盛,大家很是羡慕。曾小姐说,这位姑娘原本在她公司工作,“身材苗条,五官精致,性格开朗”,让人一眼看上就会喜欢。

曾小姐说,因为语言壁垒,如Alice一般在中国收获爱情的菲佣凤毛麟角。一部分已婚菲佣私底下则与在深打工的黑人或者印度人成为“男女朋友”,甚至还有菲佣因此怀孕,在中介和雇主的帮助下到医院做人流。不过他们这种关系,“与其说是爱情,不如说是在异乡互相慰藉”。

7点整上楼叫醒孩子,帮他穿衣、洗漱整理。7点40分把孩子送到幼儿园,然后迅速回家,将今天雇主夫妇要穿的鞋擦干净摆在门口。

在门口送走上班的雇主夫妇后,清洁房间是每天都要做的工作,她不会让家里有一点凌乱。